第884章新华保险60%增长超预期 中国人寿退保压力最高

　

[21] 徐阳光：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理论基础与立法路径，《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第88-102页。

在二审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汉堡学校法第42条第7款在解释上有一个难题，就是法律规定的三个考虑因素在文字上没有先后顺序，而且是否上过学前班没有写在法律条款上，这确实表明了学校有较大的裁量自由，但是从这一款的立法史来看，当时讨论中确实考虑了学前班和小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这一紧密因素在现今日渐重要，不排除以后入法的可能性，此外在那22名因为有兄弟姐妹而被录取的学生中，其中有20名也是曾经在该小学上过学前班的。传递父母和教师之间的不同意见。

教育局可以基于学校组织的原因，在考虑上学距离的情形下，将一个学生转学到其他相同类型学校的相同班级。这主要是以中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条款）为基础，并将第一种和第二种论证中的文本解释和法理思考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的一种论证思路。[3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宪法上的人权条款应该作为新兴宪法权利或者说未列举权利的总的规范依据。在一审中，汉堡行政法院认为该学校的裁量严格依据法律，并没有错误，所以驳回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如果仅仅因为宪法条文上的模糊就将其放逐在外，就失去了宪法保护普遍的人权的应有品格，然而如果认定未列举权利不能建立在有效的方法和严密的论证的基础上，则宪法列举权利与未列举权利之间界限就变得模糊。

他们之间尚没有明确的权利意识，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要参与学校教育的理由在于：家校合作更有助于儿童的教育产出。另一方面，需要放宽风险管理阶段的行政裁量。

[42] 总体来说，风险评估活动过程主要是一种科学的、中立的活动，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的行政活动。政府的利益是否是实质性的。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行政机关首先需要确定和解释法律要件，在确定和解释之后需要行政机关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政策考量做出适当的选择，才能最终确定个案的法律效果。进入专题： 转基因食品 风险规制 行政裁量 司法审查 。

在立法之时，实践及其发展并不能为立法者真正全面、彻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因此，要苛求立法者实现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一一作出具体的、幅度适当的应对，显然不太可能，尽管这可以作为一个立法者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提出来。[58]妥当性要求措施必须适合于增进或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措施显然不能实现目的、超出目的、在法律上不可能以及违反法律规定都违反妥当性的要求。

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并不存在确切的科学结论时，法律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予以对待？[1]这构成了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核心问题。委任是符合多元主义的思想逻辑的。[19]在法律上，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则会导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就法律对于具有科学确定性的风险的调整来看，诱导风险制造者和潜在受害者进行最佳注意的法律安排通常采取以下模式，即私法治理（合同）→如果失败→私的法律权利（侵权）→如果失败→管制。

[57]在其他情况下，则要求风险管理机关及时采取措施。因此，在风险问题上，行政机关并不必然追求消解不确定性，而应该通过一定的法律技术将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接受、可承受的范围内。可以据此判断，立法者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未加以区别，转基因食品可以直接适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有关规定。未来可以考虑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原则性条款或者授权性条款，例如要求行政机关在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的情况下采取规制措施，或者授权行政机关进一步制定规范，以最大程度的兼顾风险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进行适当的规制。

其次，需要放宽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阶段的行政裁量，并进一步完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例如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全程公开、及时公开、多途径公开、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公开，使用最新的科学方法等等。

[40]二是利益因素，即专家是否代表某方利益，从而引起利益冲突。[36]因此，不同类型、领域，具有不同经验和倾向的专家会影响到对风险的评估结论。

管理机关不需要确保其做出的行动是最佳选择，但是必须确保其做出的选择在具体的案件情境中是合理的。其次，风险管理机关可以进行选择裁量，决定规制的方式。新《食品安全法》并未规定转基因食品上市前的安全评估程序，而是用统一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代替。[14]因此，由新兴技术带来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对人民生命健康所造成的不确定威胁，完全应当被纳入到国家保护义务的范围之内，且根据转基因食品风险之特殊性，国家需在排除和救济义务之外，更加强调其中的预防义务，以此为基础履行提供制度性保障的义务。但是在不同阶段，行政裁量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事实查明阶段，为了尽可能确保事实的客观性和中立性，需要排斥行政裁量，避免经验和政策考量影响事实查明。[44] 从上面的特征可以看出，与风险评估机关或机构的工作集中在事实查明不同，风险管理机关的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定和解释法律规范适用的要件，并且最终确定法律效果，这是风险规制的核心环节。

其次，行政机关需要在涵摄的基础上确定法律效果，即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如果采取措施，要确定采取措施的方式、时间以及程序，即进行效果裁量。[68]其次，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风险的特征以及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选择裁量。

[48]因此，在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中，行政机关在确定最终的行政措施之前，必须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进行解释，风险管理机关在法律要件上的裁量空间依赖于对公共利益要件的解释。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消费者知情权是一个相关因素，但是这并非唯一和绝对的压倒性因素。

但是风险评估活动较为特殊，需要由专家依据科学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估活动并保持透明性，在复杂性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事实查明活动。风险评估主要是科学活动，需要遵守科学性、中立性、客观性等方面的要求。

四、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 通过前几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过程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对事实、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系统考量和动态权衡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围绕着作为事实基础的风险和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公共利益展开，因此必须借助行政裁量才能进行。风险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意味着行政机关在一种动态情境中行动，其中的价值、利益和风险处在不确定的变动之中。[56]转基因食品风险的管理机关同样也面临这一系列的选择，从理论上来说，统一禁止、部分禁止、事先审查、事后审查、许可、补贴、信息披露、完全的放开都是允许的。[53] 参见张忠民：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法律剖析，《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6期，第73页。

此外，评估机关或机构还要考虑到信息公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泄露商业信息等。[35] 参见前注【24】，王贵松书，第48页。

未来需要从两方面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法律技术，即限制风险评估阶段的行政裁量、放宽风险管理阶段的行政裁量。当风险已经转化为危险时，不能再进行利益的衡量或者成本收益的对比，只能采取绝对的、即刻的禁止措施。

相应地，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制定法律对风险做出明确的判断。[33]余凌云教授认为查明事实是一个感知世界、获取证据，并把证据归入到哪些本身通常就不很精确的概念和分类中去的混合过程。

（一）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制度实践 我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并没有将重心放在食品之上，而是放在作为原料来源的转基因生物之上。简而言之，健康损害越严重，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紧迫性越强。公开评估信息有利于提高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加强公众对风险评估结果的信任。在少数极端情况下，风险管理机关需要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

在法律适用阶段，为了确保满足法治、政策输入和个案正义的目标，行政机关需要发挥主动性，在要件和效果上主动裁量，法院也需要予以尊重。例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仍然以《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九条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为例，其中，显著应该如何判断？标示是否包含二维码、外文数字或者图形？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标准，就会给行政机关效果裁量的空间。[35]虽然学者们对于事实查明阶段行政裁量的观点比较一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所指的是对于事实的判断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评估机构为了事实判断所进行的相关行政活动本身不可以存在裁量。

权利保护的要求，即实现个案正义，特别是要实现权利保护。正如恩吉施所言，裁量获得法律和制定法承认的条件是将对具体案件中的公正、合目的性和合适的判断的最终决定权委托和托付给能胜任具体决定的人，这不仅因为人们不能通过更加具体的规则来排除不确定性的剩余，而且因为人们认为这个行为者或者负责判决的官员通过苦思冥想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在限定裁量的一般标准之外成为法律正确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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